§ 5.5.2.19 我 對 這 件 事 的 解 讀 。
(1) 事發的前因與經過。
本人因堅持學校需要作合情合理的管理而引起一些主要校董們的敵視,最終被校方以欺凌的手法迫害及解雇。校監與校董們如狼似虎地在學校刮取利益,導致我與校董們的矛盾不斷升級。我為一位工友作不平鳴,校董們就唆使校長對我作出欺凌的行動,翻起已過去的舊賬,說我編制的老師監考時間表出錯而要給我一次口頭警告。我為工友作不平鳴,因為校方也曾對一位職員進行無理解雇。雖然我未能為那位職員取回公道,但校董們卻建議我作為校方與職工間的溝通橋樑。我正是為此任務而工作。我不能接受他們這項無理的口頭警告,因為其後我還有好幾個考試時間表及老師監考時間表要編制,所以我不能接受此一口頭警告。如果我接受此一無理的口頭警告,校方將會有很多機會繼續給我警告而完成『資助則例』中的解雇程序,所以我需要據理力爭。在我據理力爭之下,校長無詞以對,但亦拒絕安排我與校監、校董們會面以作出申訴。我向校方三次提出書面要求,但校董們都不予理會。最後校長竟說出不管我有沒有錯,都要給我一次口頭警告的說話。既然校方已做好計畫把我趕走,我就只有就校長的說話,向校方正式提出投訴,投訴校長的欺凌行為。這是我按照當時『基督教協和中心』主任黃成榮教授就學校欺凌事件針對『欺凌』行為而作的定義而作的。校方沒有辦法解這個結。他們不敢和我商談,因為怕有校董被我說服。但他們也不願失去這個校長,因為這個校長是唯一願意為他們做這種事而合乎校長資格的人。所以他們就想辦法把我解雇。但又找不到任何合理合法的解雇藉口,於是就只有作無理解雇了。

(2) 我被解約的情況:
在 2005 年 5 月 31 日 晚上,校方派校董把不續約的通知書交給我,事前完全沒有經過『資助則例』( Code of Aid) 附錄 17 (或修訂後的附錄七) 的程序。 教統局在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回信,及行政長官辦公室在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回信中都已證實津貼學校解雇『常額教師』需要遵從政策書,就是『資助則例』(Code of Aid) 的程序。 行政長官辦公室在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回信中特別提到校方的解雇行動沒有根從『資助則例』附錄七,也就是沒有跟從政策。

(3) 校方的理由。
校方說校董會中大部份校董同意不和我續約。 這是解雇校長的程序,不是和『常額教師』解約的程序。校方一而再地阻止我染指校長的職位,最後竟然以解雇校長的程序把我解雇是不可思議的。從校方過去的表現,校方是很清楚地知道解雇『常額教師』的程序和要求的。

(4) 『教統局』學校發展主任的說法。
(A) 在六月三日我與學校發展主任會面時,學校發展主任沒有回應我有關校方所使用的只是解雇校長的程序,而不是解雇津貼學校『常額教師』的程序的說法。但學校發展主任卻說校方是利用服務合約的第 8.3 條和我解約。但校方從來沒有告訴我這個說法。校方要和我解約的理由已清楚地寫在『不續約的通知書』中。甚至在附件中也沒有說應用合約第 8.3 條和我解約。這證明在校董們的腦袋中是沒有合約這回事的。校方的『李代桃疆』,是因校董們知道這是無理解雇。校方通知我可以申領解雇補償金,就證明了校方是知法犯法的。我認為校方要和我解約,『教統局』應根據校方給我的主要文件,『不續約的通知書』,作處理,不應自行虛構理由為校方作解釋。校方解雇的大前題錯誤,教統局有責指正。事實上也沒有證據證明學校發展主任推斷的理由是由校方提出的。 有關解雇校長程序的法例記載在教育條例〈 Education Ordinance 〉,或香港法例第 279 章,第 56 條。請參考第 § 5.5.1 節。 就學校發展主任的這個行為,我認為這是嚴重違反公務員的專業和誠信的。教育局官員與行政長官不予以澄清,將會對公務員的專業和誠信構成永久的傷害,使政務官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神話破滅。
(B) 我認為即使校方是利用服務合約第 8.3 條和我解約,他們也得先完成『資助則例』中的指定程序。從各項資料中實在看不到有免除跟從『資助則例』中的指定的解雇程序的理由和需要。但教局不但偏坦校方,還欺騙說自己沒有權和沒有責,也沒有關連。教局不執行原有政策和制度,就已違反了『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


(5) 教統〈育〉局的態度轉變。
教統〈育〉局在這事的態度上曾作三次轉變。
(A) 教統〈育〉局表示我被解雇與她無關。她的論據有:
(a) 在 2005 年 7 月 21 日的回信中,暗示我是一年的合約老師。 行政長官辦公室在2008 年 6 月 25 日的回信中證實這是不對的。我應是一『常額教師』。教育局未有反對。
(b) 學校發展主任表示她們〈教統局〉已不要求學校遵從『資助則例』的解雇程序。 『資助則例』的解雇程序保障資助機構雇員不會被無理解雇。我相信這是使用公帑者必須遵守的原則。教局不要求學校遵從『資助則例』的解雇程序就是沒有要求使用公帑的校方遵守這原則,改變了我可以按原有制度繼續受聘的情況,使我被無理解雇。在『基本法』落實前,津貼學校解雇『常額教師』需要遵守這原則,在『基本法』落實後,我認為教局亦沒有權力同意校方不經『資助則例』的程序解雇『常額教師』。所以教局這行為是以自己的說法凌駕『基本法』的規定。 其次這也顯示學校發展主任說謊。 在二零一零年『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權益部的葉賜添校長向我證實教育局在二零一零年仍有要求學校按照『資助則例』的程序進行解雇『常額教師』。這反證在 2005 年,津貼學校解雇『常額教師』仍是應該按照『資助則例』的程序的。教育局未有回應。
(c) 教統局在 2005 年 7 月 21 日及 10 月 26 日的回信中說我和學校的合約與她無關。 教育局在二零一零年新建議的『資助學校資助則例』說以後學校解雇『常額教師』需要負上最終責任。這表示在二零零五年時,如果津貼學校解雇『常額教師』,教育局是仍需要負上最終責任,而不是與教統局無關的。所以這兩封信證實了教統局是在說謊。教育局未有回應。 教育局不處理校方在『不續約的通知書』中,以解雇校長的條文把我解雇,卻說我和校方的合約與她無關。這是企圖誤導我是與教育局無關的校方自聘教師,所以教統局把我『常額教師』的身份隱瞞達三年之久。直到我提出『私隱條例』,教局持有我的個人資料,需要保持正確,並讓我知道,才使得行政長官辦公室證實我有『常額教師』的身份。我相信蓄意誤導我是與教育局無關的校方自聘教師,是教統局為學校想出來的辦法。可是教統局卻想不到校方原來並沒有為『自聘』的教師付出薪金。這『自聘』教師的薪金原來都是從政府付出的其他津貼中抽調出來的,這樣就揭發了校方做假賬。而且這做假賬的行為也歷時兩年之久,不可謂不嚴重。校方也要求有關老師簽署每個月自動轉賬的『十、一奉獻』,就等同辦學團體盜用公款,這是貪污。教局知道學校應有多少教師和實際上學校聘有多少教師。校方每年需要向教局呈交財務報告,教局也有向學校進行核數。所以校方有沒有貪污,教局應很清楚知道。教局不敢告訴我校方沒有貪污,就表示校方的確有貪污。教局挑戰我向廉署報告,原因就是她知道我手上沒有證據,因為所有證據都在教局手上。教局無權豁免校方貪污而不受起訴。教統局應執行『教育條例』第 26 條,撤銷校監的校董註冊,解雇校長,並把校監、校長等移交法庭處理。但教局竟容許校監稱病退位作罷,就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法治的核心價值。而且雖然這校監說是退位,但他仍安排一位『首席校董』繼續操控校政,繼續推行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這辦學團體實應嚴懲。請行政長官向教局追究責任,並把有關的校監,校長交廉署調查。我在我的著作中將會要求政府作公開的交代。


(B) 教統〈育〉局在2005 年 7 月 21 日,2005 年10 月 26 日,行政長官辦公室在 2008.06.25的回信中表示我被解雇是因為我未能滿足校方的要求,所以要把我解約。 『資助則例』規定津貼學校需要經過口頭警告和書面警告的程序後,如老師還不肯〈不能〉按照校方的要求作出改善,才可以給予三個月的通知再和老師解約。校方完全沒有遵守這個程序,還說以口頭說如果我願意就可以和我續約。就是校方以口頭條件凌駕『基本法』的規定的做法。是違反『基本法』的證據。何況校方根本就沒有向我提出過有關的意見。不知教局會承認是說謊還是會承認踐踏『基本法』。這也是教局協助校方欺騙行政長官的做法。教局向行政長官傳達未經證實的事情,亦有違公務員的專業操守。 行政長官辦公室在 2008.06.25的回信中既證實了我是『常額教師』,也說永光書院在轉津貼學校後須要遵從『資助則例』,但又說我被解雇與教局無關,實在互相矛盾。我相信這也是受教育局誤導所致。但我在上面的解釋就變得合情合理了。
(C) 行政長官辦公室在 2008.06.25 和 2009.08.28 的回信和教統〈育〉局在 2009.11.27 及 2010.02.11 的回信中表示我不是被解雇,而是我自己不肯續約。 這說法與上述 ( B ) 點教局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信中的說法互相矛盾。 在二零零五年我已多次向教統局學校發展主任表達,校方所說:『要講就跟郭文坤講…』,並沒有表示校方有接納我在永光書院繼續工作之意,且這項要求不在『資助則例』的解雇程序當中,所以我不能接納。我相信當時的學校發展主任也很清楚我的立場。所以教局在 2009 年採用這個說法是扭曲事實的。但無論如何,即使教局說當是我自己辭職,也顯示出事實上是校方不讓我繼續工作,也就是違反『基本法』的行為。何況在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到八月三十日間,我曾九度要求在學校繼續工作,其中包括有兩封信給當時的教育局局長和兩封信給當時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教局不可能當這四封信件沒有出現過。所以教育局說當是我拒絕續約,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由於教統〈育〉局的態度曾三度轉變,這顯示當初校方與我解約的行動是違反政策的,也就是違反『基本法』的。


(6) 我的態度。 我提出教育改革和國民教育只是為國家,為市民而作,不想對社會做成很大的波動。所以最初我向曾蔭權申訴時,我已說明了希望能盡快解決,不想有更多人受連累。但如聖經所說,人要堅持行不義的道路就會愈陷愈深。為了國家的利益,我也曾把公務員的這些表現告知人大委員長。如羅范椒芬女士願意向國家交代,她可能可以受到國家更加重用。我也曾提出只要政府處理辦學團體的不法行為,我也願意對公務員不作追究。但曾蔭權政府沒有理會。我不理解是不是羅女士真的不能接受和我合作。到現在我相信連曾蔭權也可能會被牽連,只因他沒有履行他的誓言和『基本法』賦與的責任。最後,我還是相信國家最後的處理會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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